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发生过“查票风波”。关于此事，有许多公开发表、出版的文章或书籍中有所涉及，一般认为这是当时的林彪和江青两个政治集团为争权夺利而闹出的，比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一书说：“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不过，总的来说对此事的介绍都是旁观者或后来者的评说，而且都比较简略。相比之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中当事者吴法宪的说法就比较详细生动，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手资料。

　　《吴法宪回忆录》中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 们的锐气。’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派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大会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九大’代表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正式选举时仅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一千五百一十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一千五百一十张的全票，林彪得了一千五百零八票，周恩来得了一千五百零九票。据说，林彪没有得全票的原因是他为了显示与毛泽东有一定的距离与叶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江青只得了一千五百零二票，康生、张春桥、 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了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 康生、张春桥、 姚文元 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他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郭玉峰不通过周恩来和我（周恩来是“九大”秘书处秘书长，吴法宪是副秘书长。——引者注）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我，我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我都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从吴法宪的上述回忆可知，当时林彪集团这边的人在投票之前的确搞了一些小动作，其原因是对江青集团的“猖狂”不满，想“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是权力之争，这与《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一书的说法是基本吻合的。

　　但有意思的是，吴法宪的这一段回忆透露出当年的“选举文化”，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其时政治和权力运作的内幕。

　　首先，当时共一千五百一十人参加投票，结果“毛泽东得了一千五百一十张的全票，林彪得了一千五百零八票，周恩来得了一千五百零九票”。显然，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投了自己一票，颇有当仁不让的气概，连少许表现一点儿谦虚都不屑于为之。而林彪“得了一千五百零八票”，没有得全票，是因为“他为了显示与毛泽东有一定的距离与叶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对票”，可以想见，周恩来比全票少一张肯定也是他自己“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他们这样做都主要不是出于谦虚，而是深谙一人威权体制下的保身之道，连票数这样的琐细之事也要考虑到。

　　其次， 江青等人为自己“少了一些票 ”而大发雷霆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可以理解。按当时的“选举文化”，身居决策圈的人的票数应该是相差不大的，基本上只在一、两票之间，这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纪律”。像那林彪，与老婆两人“投了自己的反对票”，实际上等于是得了全票，可见当时江青集团的人虽然与之争权夺利，但还是投了他的赞成票的，也就是说遵守了选举“纪律”。岂知林彪集团的人不遵守选举“纪律”，使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使康生、张春桥、 姚文元等人也比他们“应得的”票数“相应少了一些票”，这当然让他们认为林彪们不守“规矩”，自己被他们涮了，乃至认为林彪们在“搞阴谋诡计”。所以，江青自称“老娘”大喊大叫固然展现出其泼妇形象，但从当年的“选举文化”和选举 “纪律”的角度来看，她还真是受了一点儿“委屈”，有那么一点儿“理”呢。

　　另外，江青和康生的查票行为自然像吴法宪所说是“ 违反党章的”，但他们仍然敢于那么做，说明正像后来人们总结的当时“党内生活严重不正常”，“神圣”的“党章”也管不住一些地位特殊的党员了。同时，毛泽东听了查票之事后“没有说话”，当然最后“不了了之”表明他还是制止了此事，但他也没有对江青和康生的举动提出批评，可见他并没把“党章”被 “ 违反”当作什么了不得的事。毛泽东不准江青和康生查票，除了此举太不像话，太不顾及最起码的党统外，应该主要还是不想让林彪和江青两方的争斗闹得不可收拾，以致影响“九大”那“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的形象。最主要的也许还在于，当时毛泽东虽然已对林彪心生戒备，正开始提拔江青集团的“文人”以制约林彪集团的军人，但运筹谋略尚在打基础的阶段，还不到与林彪们决裂之时，所以即便对林彪们在选举票数上搞小动作不满也要暂时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