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事件：它是为“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开的，曾有希望成为终结毛泽东一人独裁体制的趋势的开端但没有成功，反而为毛的雄猜之心提供了依据并引发了其搞“文革”的念头。然而，迄今为止公开可见的关于这次大会的史料还远远谈不上完备，有关研究也就很难深入——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资料和专著中，比较系统全面的当属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书中的有关章节以及张素华所著《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 。

　　最近我读《吴法宪回忆录》，发现其中也有关于“七千人大会”的些许资料。

　　《吴法宪回忆录》中提到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这个大会报告主要是把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矛头暗暗指向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吴法宪回忆录》披露：“毛主席看了这个稿子以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一个中央委员的扩大会议，到会的约有三、四百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会了。……会议上印发了……报告稿，毛泽东叫大家先看看这个稿子，说看一看能不能发表、能不能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但接着毛主席表态说：‘从六一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几句话一下子就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接着他又说：‘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重写的稿子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毛泽东这样一表态之后，大家又相继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提议，就这样，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通过。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按照吴法宪的说法，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委员的扩大会议”上公开否决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和 《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 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比较详细的《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虽然也提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不满意，但他一直是采取比较策略和迂回的手法；而且，上述两本书中也都没有提到“七千人大会”中间毛泽东还“召集了一个中央委员的扩大会议”。不过，上述两本书中都提到，“七千人大会”开始不久——大概是1月16日前后——组成了一个“层次很高”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这又隐隐印证了吴法宪的说法：如果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没被毛泽东否决，那最多是组成一个“报告修改委员会”，何必搞什么“报告起草委员会”呢？所以，虽然吴法宪的说法尚待其它资料的佐证，但大致来看还是言之成理的。

　　对于“七千人大会”林彪作的那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的讲话，现在一般认为是林彪主动作的。《吴法宪回忆录》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林彪就说：‘那好，你们要我讲我就讲。’经过几天的考虑，林彪自己写了一个提纲准备在大会上发言。……刘亚楼很高兴地对我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吴法宪的这个说法透露出一个信息：林彪作的吹捧毛泽东的讲话并不是早有准备的，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主动之举。另外，当时军队的领导人似乎都想“维护”毛泽东，这与“庐山会议”上的情况有类似之处。至于他们“鼓动”林彪之举是出于自觉还是毛泽东的授意，林和毛在这方面有没有接触，还需更多的有关资料才能弄清。

　　吴法宪还说：“这些情况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我那时与林彪的关系不像刘亚楼那样密切，在工作之外的问题上同林彪几乎说不上话。而且，虽然我参加了这次‘七千人大会’，但因不是主席团成员，很多情况都不知道。……我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都是刘亚楼告诉我的。”刘亚楼是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与继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的关系自然比较亲密，双方之间难免无话不说，而且他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还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已经进入了高层决策圈，当然会了解不少“内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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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著，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